碗口沿宽阔外折，圆腹，圈足，其形如倒置的笠帽。胎体洁白细腻，青花呈色浅淡，内心绘松树一棵，折沿处绘两组怒放的梅花。外壁沿下及腹部绘两组竹子，松、竹、梅舒枝展叶，自然美妙。足底青花双圈内署楷体“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仿款。

盘圆形，敞口，浅底，敛腹，圈足。盘心正中以红、绿彩绘折枝团花。花枝分而为三，弯折成弧，似随风轻摆，姿态曼妙。花瓣上的细密花筋，突出了立体感，最为惹眼。叶片则使用没骨法平涂，与细勾精染的花果恰成对照。

盘敞口，浅弧壁，坦底，圈足。器里施白釉，盘心以矾红彩和金彩绘一高足盘，盘内绘桃果纹。外壁以红釉为地绘金彩纹饰，圈足内署楷体“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仿款。凡在康熙瓷器中加金彩的器物，均为制作精细的贵重之物，尤以红釉金彩更为珍贵。

水盂属文房用具。器扁圆式，收口，无沿，微敛腹，矮圈足。器外壁以釉下红料绘制折枝牡丹四朵，花头饱满，层次清晰，并以花叶纹及蔓草纹相衬。花叶延伸至器口内，使器物在平视、俯视等各个角度看来，均能相互呼应，纳入整体。近足处绘二重变体卷草纹装饰带。圈足内署青花楷体“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款。

仿生荷叶洗，器型模仿一片卷曲的荷叶，口沿或内卷或外翻，高低起伏。口沿曾有多处破损，补金以修补，形成残荷的视觉效果。通体施以冬青釉，釉色葱翠。洗内壁描绘的荷叶脉络清晰可见，外壁叶脉则处理为凸凹不平的棱线。底部有一圈九个支烧点，无款。

盘敞口，浅弧壁，圈足处露胎呈铁褐色。器通体施青釉，釉呈青绿色，釉面布满金丝铁线纹。“金丝铁线”是宋代哥窑作品特有的称谓，描述的是哥窑作品器身所布满的黑黄交织的纹片。大开片呈深灰色似铁，故称铁线，小开片呈黄褐色似金，则称金线。这种经由窑温烧制出的开片无法完全由人掌控，因而每一件器物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惊喜颇为人所爱，所以历朝历代均以宋哥窑器为仿烧对象。

此器敞口，弧壁，圈足。内外壁均施釉，口沿及圈足内为白釉。外底青花双圈内署青花楷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款。豇豆红釉色泽鲜亮，釉色深浅不一，有诗“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形容其色泽给人视觉上的惊艳。豇豆红是康熙朝单色釉的创新品种，十分名贵。因为烧成难度大，一般没有大件器。豇豆红以颜色似豇豆得名，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南窑笔记》记载的一种名为“吹红”的瓷器即豇豆红。“吹红”的名称体现其制作工艺，以吹釉法施釉。豇豆红烧成难度大主要因为它是高温铜红釉，铜元素在高温下极易挥发，窑室内的温度与氧化还原时气氛的变化，以及铜元素在釉中的含量多少都会影响到最终的呈色。豇豆红表面釉常常呈色不均，出现深浅不一的斑点。雍正以后，豇豆红釉色灰暗，不及康熙朝。此件小盘即为雍正年间所造。

器形端庄修长，因其形似棒槌，故名“棒槌瓶”。瓶颈口部以黑彩绘墨竹二丛，笔触清晰，笔锋隐现。瓶肩部以红、绿彩饰锦地团花装饰纹带。瓶身一面墨线勾勒、绿彩填染洞石芭蕉；另一面则描绘出书案绣墩旁，一对少年夫妇相依而立、嗫嚅低语的画面。

油锤瓶是瓶的一种式样。器型大多小口，细长颈，圆腹，圈足，形似榨油作坊用的油锤，故名。此油锤瓶通体饰淡青釉，颈口及器身局部釉面有细开片，釉色莹润。腹部以釉里红描绘一四爪蛟龙，周围饰以云气及火焰，图案充满动势。主体图案之外，器身无过多装饰，简练明快，整体配色柔和。圈足刮釉露胎，外底白釉无款。釉里红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瓷胚上描绘纹饰然后罩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一次烧成。这种高温釉下彩瓷烧造难度极大，初创于元代，历明清长盛不衰，但各个时期的表现良莠不齐。有清一代，雍正、乾隆时期釉里红烧制最为成功。这件雍正朝釉里红油锤瓶发色纯正，品相极佳。

瓶口、颈有凸棱，蒜头形口、圆唇、细长颈、溜肩、扁圆形腹，浅圈足。通体施透明釉及釉里红图案，口沿为荷花瓣纹及三角纹；颈上、中部各有一条宽带纹；肩腹分界是一弦纹。此类器型始见于秦代青铜蒜头瓶，宋元时开始仿制。

瓶撇口、短颈、垂腹、圈足，青花装饰。外壁颈部自上而下饰蕉叶纹、卷草纹、倒垂如意云头纹三层纹饰带。腹部描绘有竹石、芭蕉及栏杆，主题似乎为庭院一景。底部近足处及圈足外墙绘两组不同形态的莲瓣纹。外底署青花篆体“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玉壶春瓶为酒器，原本都有盖，但在流传过程中瓶盖大多流失。器型创烧于北宋，一般认为由诗句“玉壶先春”而得名。该器型深受人们喜爱，自创烧起历数代长盛不衰。这件乾隆时期的玉壶春瓶为官窑作品，以青花装饰，这时期青花使用国产上等浙料烧制，色泽沉着。加之器型颈部粗短，腹部重心较低，整体显得敦厚稳重。

瓶撇口，长颈，圆腹，圈足。此瓶形制，为清代雍正所创，一直延续至清末宣统朝，成为官窑传统器型。此瓶器身布满飞舞的红色蝙蝠，此种纹饰称为“洪福齐天”，是清代典型的吉祥纹样之一。瓶足内署青花楷体“大清宣统年制”六字双行款。

瓶敞口，直颈，溜肩，鼓腹，圈足。瓶内壁施白釉，外壁于白地之上满饰青花釉里红花蝶纹，釉面莹润细腻，青花釉里红色泽纯正，纹饰绘众蝶纷飞于百花丛中，颇富自然情趣。口沿及底边饰青花下垂如意云头纹和焦叶纹各一周。圈足刮釉露胎，底部无款。青花和釉里红虽均属于高温釉下彩，但二者性质不同，对窑内气氛的要求也有差异。将两者施于一器之上，并且要求红、蓝二色呈色纯正稳定，决非易事。青花釉里红始烧于元代，明代早中期均有生产，但色泽纯正的制品并不多见，直到清代雍正时，这一品种的烧制技术才趋于成熟，乾隆时期的青花釉里红器物呈色都很稳定，深浅浓淡互为补充，和谐统一，所绘花鸟和青叶红花更具写实性。

瓶外壁饰多层粉彩装饰，口沿饰回纹及下垂如意云头纹一周，颈部为黄地缠枝花纹，颈肩相接处饰变形蕉叶纹，腹部绘黄地粉彩九龙纹作为主题纹饰，腹底饰海水浪花纹一周。足内署青花楷体“乾隆御制”四字双行款，外围双方栏。此瓶应为清末仿乾隆之作，胎制细白而轻。

瓶呈葫芦形，为上、下二节。口微撇，短颈，束腰，造型匀称秀美。口沿下二道青花弦纹，其下通饰釉里红葫芦纹，葫芦大小不一，叶蔓相连。葫芦，因其藤蔓绵延，结实累累，籽粒繁多而被视为子孙万代的吉祥物。此瓶造型与纹饰均为葫芦形，更加突出了长寿吉祥的主题思想。

瓶平口，长束颈，两侧饰双螭耳，溜肩，方腹，高圈足。通体施豆青釉为地，颈部的长方形开光内饰青花釉里红花卉纹，腹部的方形开光内饰青花釉里红山水纹。清乾隆时期的豆青釉青花釉里红主要见于民窑的产品，纹饰喜用开光，以大瓶最为多见。

器平口，鼓腹，股部渐收，圈足外撇。外壁绘花卉、山石和鸟纹等。五彩为釉上彩的主要品种之一，俗称“古彩”。康熙五彩常用红、绿、黄、褐、紫等彩，一般颜色都很鲜艳，光泽明亮。

此图是画家为他人祝寿所画的应景作品。钟馗是我国民间传说中逐妖驱邪之神，自唐代以来，许多画家都曾以钟馗入画，钱慧安此画在汲取众人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别出心裁。画中钟馗足踏小鬼坐在椅 上，左手抱着白胖的婴孩，表现了家庭欢乐融洽的气氛。

此幅为清代大学者纪昀为其堂兄纪晫撰写的墓志铭，刘墉所书

四体书法皆擅，尤以篆、隶著名于世。邓氏篆书，以二李（李斯、李阳冰）为宗，秦汉瓦当、碑之长，在篆书中参用隶法。此幅篆书严整方峻，收放自如，于俊朗古雅中寓沉厚之气。

高该器做工精美，装饰华丽，造型奇特，构思巧妙。鸟尊呈立耳，圆睛，长喙，圆腹，翘尾，神鸟形双翅，背有绞蛇纹活盖，两前足兽足状，后足为一倒立状小兽，尾后有一环状系；鸟首、足等处装饰鳞纹，腹身铸有雷纹，翅尾铸有羽纹；眼、颈等处有错金装饰。

圆体，深腹，双立耳，三柱足。腹部有六凸棱，以凸棱为鼻饰饕餮纹。

高23.7厘米 口长15厘米。鼎身呈长方形，折沿，深腹，双立耳，四柱足。四角出棱脊，口沿下饰云雷纹，云雷纹上饰夔纹。器身四壁饰有带状乳丁纹，内壁铸有“丙父已”三字铭文。足饰兽面纹。

口径29.5厘米、底径18.7厘米。盘撇口，弧壁，圈足。器内外均以黄釉为地绘制青花图案，内底为折枝石榴花纹，内壁一周依次绘柿子、硕桃、荔枝和枇杷四种折枝瑞果纹，外壁绘四组折枝莲纹。外底圈足内书“大明正德年制”楷书款。

高17厘米、上口径17.2厘米、下口径17厘米。器身中空无底，呈圆筒状，腹部中间接胎处起有凸棱，上、下口部均外折成宽沿，下部宽沿内有一圈无釉涩胎，系烧造时留下的垫烧痕迹。通体青花装饰，上口内沿及下口外沿均饰以菊瓣纹，上口外沿绘有极具异域风情的朵花纹饰；筒身纹饰分为三层，上、下层为圆形开光内绘缠枝花卉，以及在卷草纹地上书写阿拉伯文；中间凸棱饰以仰覆变形莲瓣纹。

白玉质，玉色青白，莹润无暇，圆雕东方朔，长髯垂胸，宽袍博袖，衣褶线条流畅，腰间系带，所雕人物左足微前立于石畔，肩负偷摘的桃枝，面露喜色，眉目宛然。

高29.9厘米，口径6.7厘米，底径9.3厘米。洗口，束颈，溜肩，敛腹，腹下渐收，矮圈足，釉底，无款。瓶通体施蓝釉，蓝釉地上堆塑盆景菊花纹饰，纹饰施白釉。该瓶造型优美雅致，胎质细腻坚实，釉色优美，明晰的白色纹饰与庄重的蓝色釉地对比鲜明，十分醒目，给人以洒脱简洁，疏而不空视觉效果。

高27.5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11.5厘米。器口外侈，呈喇叭状，长颈至腹部隆起，呈鼓腹，束腰，足胫外撇。腹部和足胫两侧各饰一对对称的鳍状出戟。器身通体以青花为饰，绘折枝莲纹，纹饰具有层次感，以双弦纹相隔。绘画技法以线条勾勒图案轮廓，再大片涂抹着色，着色不慎精细，多数晕出轮廓线外。青花发色蓝中泛灰，为典型万历中晚期青花色调。整体风格端庄、肃穆，集雄浑、古朴于一身。

高31.3厘米、口径5.6厘米、底径12厘米。瓶小口圆唇，短颈、丰肩，敛腹向底足处略侈，浅圈足，细沙底。通体纹饰分为三层，肩部绘桃、石榴、荔枝、枇杷四季瓜果，腹部绘缠枝莲纹，近足处绘折枝牡丹纹，其间以双弦纹相隔。此器青花色彩浓艳，纹饰疏朗秀丽，内容丰富，主题突出，详略得当，笔意自然，造型饱满、挺拔、庄重，充分体现了永乐时期秀美的时代风格，是永乐青花代表之作。

高32.8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11.2厘米。瓶撇口、细颈、垂腹、圈足。器身以划花为饰，纹饰层次分明。颈部以弦纹分割饰蕉叶纹、回纹、锦纹各一周；腹部纹饰以庭院为景，于湖石、栏杆内植芭蕉树；下腹部饰莲瓣纹；足圈外壁饰灵芝云纹。通体釉色翠绿莹亮，釉层均匀，釉面温润如玉。其腹部主体纹饰描绘的是南国的庭院景致，挺拔俊秀的太湖石矗立在庭院之中，围栏内外宽大肥硕的芭蕉叶片生机盎然，整幅画面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南国景象，寓以高雅清玄之意。此瓶造型挺拔优美，器型、纹饰与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洪武玉壶春瓶极为相似。

高漆质，瓜棱形，由盒身和盖部两部分组成。器身楞瓣内饰有菊纹，顶部内饰狮子绣球纹、外饰牡丹纹。整体纹饰繁缛，但层次分明、错落有致，浑然一体。

模印泥制佛像俗称擦擦佛，此尊胜佛母像，三面八臂，佛母威严慈祥，葫芦形高髮髻象徵无限智慧；项戴珍宝璎珞，身着秀丽天衣，八臂各施法印，跏趺坐於莲花宝座中央，整体造型精美华丽；尊胜佛母三面八臂，每面三目。

侈口，筒形。色微黄，用料取自象牙中段，由于其自身弧度，使得整体造型微弯。器身采用镂雕、圆雕、平雕等多种雕刻手法，纹饰错落有致，花瓣雕刻细腻。

高口径足径，碧玉质，有黑色斑点，器型仿古彝器，略有变化。长颈，阔口，器身起六条间断的凸棱，觚腹较短，上下内敛似鼓式，足形与觚颈同，略矮。此件作品的造型，在仿古的基础上稍加变化，显得端庄大方。

高长宽翡翠质地，色泽莹润。方鼎用料厚重，采用减地浅浮雕、镂雕、透雕、线刻等技法，雕琢细致精美；鼎盖可与鼎身分开，盖顶部雕有狻猊，形象生动，四周雕有夔凤等纹饰；鼎身两侧雕有龙耳、活环，正背面雕有饕餮纹，古朴神秘。

高口径青玉质，玉质温润，色泽淡雅。器呈圆形，口微内敛，体型厚重。钵外壁浮雕一周共七尊佛像，其间镌刻每尊佛的佛号、佛谒。据《长阿含经》载七佛为毘婆尸佛、尸弃佛、毘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及释迦牟尼佛。佛像均为结跏趺坐，双手叠置膝上，眼帘低垂，宝相庄严。其背光为浅浮雕，佛像为高浮雕，恰到好处的突出了纹饰立体感。半圆形的佛座莲台，为适应器下部的曲面形态，视觉效果颇佳。

高23.2厘米；口径13.8*9.9厘米；底径8.5*5.9厘米。白玉质，局部有沁。器身呈海棠型，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为敞口，口沿外阴刻回纹，肩部浅浮雕变形云头纹。中部为觚腹，微微外凸，四面高浮雕螭龙纹。下部与上部对称但略短细，浅浮雕变形蕉叶纹和如意头纹，近足处阴刻回纹。此器造型秀美挺拔，纹饰精细工整，带有青铜器古朴风格。

高束腰，腿足与牙板及管脚枨形成与座面对应的六个攒框，攒框中装紫檀整板透雕螭龙纹花板，玲珑剔透。此凳用材考究，加工精细，座面穿带等所有暗面都倒棱，凳腿与牙板及管脚枨连接处皆挖圆嘴子，为最讲究之工艺。

长35.4厘米；宽26厘米；厚1.5厘米，碧玉质。玉质匀净、颜色墨绿。

高13厘米；长53厘米；宽17厘米，沉香木制。

高50厘米；腹径25.8厘米。方口，溜肩，腹鼓，下有方圈足，腹部两侧有兽首衔环耳。通体满布镶嵌绿松石的连环纹饰。整体纹饰制作精致，造型稳重而不失灵巧。

宝座体型硕大，五屏风式，腰圆形座面，靠背和扶手随座面形状排列，卷书式搭脑，拐子式扶手，靠背板锦地纹框内绘海水云龙纹，形象威猛霸气。宝座其余部分绘“扯不断”纹和缠枝花卉，描绘细致入微。宝座鼓腿膨牙，壸门曲线如行云流水，四足为内翻象鼻足，夸张霸气之中又见圆润，其漆也静穆，其彩也灿烂，层层细密的断纹，宛如秋江横波，体现了家具制作工艺和大髹漆工艺的完美结合。

书中收录了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在中国革命浪潮空前高涨的形势下，为准备夺取全国胜利，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分析和总结全国形势，毛泽东的报告就是对当时形势的一种分析和判断。

吴烈（1915.10.20—2001.8.19），曾用名吴四元，江西省萍乡市人，1927年参加了安源煤矿工人罢工。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保卫局保卫大队大队长。

全书共20余万字，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三野渡江前后和渡江作战时的情况。书中附有48幅照片，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如向长江进军、医务人员蒙眼练习包扎、战士们制作芦苇救生圈、江北民众开河道、向江边进军、千船齐放大军渡江、骑兵经过白渡桥、追击敌人、国民党军举手投降等。其中解放军战士飞身登岸、解放军严格执行城市政策，进城之后在马路上露宿的两张照片更是流传已久的经典作品。

1947年6月，为表彰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涌现出的大批英雄模范的丰功伟绩，华东野战军颁发了一套人民英雄奖章。该奖章分为三个等级，这里展示的是三等奖章，铜质，通径3.6厘米。此章的颁发进一步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巩固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论人民民主专政》是1949 年毛泽东发表的唯一一篇署名文章。文章以人类进步的远景和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开篇，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回答了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一系列问题，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文章深刻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文章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系统思想，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一起，共同构成建立新中国的两块基石，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与升国旗、奏国歌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54”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45个单位和9个方面的特邀人士，“28”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28年。 由于当时没有专门的礼炮，于是从华北军区特种部队调用了较为轻巧、射程近的九四式山炮作为礼炮使用。开国大典当天，礼炮被整齐安放在天安门东长安街南侧一字排开，下午3时，开国大典仪式正式举行，54门礼炮齐鸣。礼炮成为开国大典的重要历史见证物。

陈铭枢建国前后的重要档案，编为2册，共计97件（套）。其中包括1949年6月16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等反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系列珍贵档案；1949年9月2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及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等反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系列珍贵档案；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编印《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等反映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的系列珍贵档案；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程序等反映开国大典的系列珍贵档案。这些系列档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见证，不但是珍贵的文物，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这里展示的是原开国少将、北京市公安总队长和政委、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政治委员、北京卫戍区副政治委员张廷桢保存的庆祝人民政协开幕大会的照片。照片背面写有“1949.10.1 于卧佛寺”、“庆祝人民政协开幕师政宣传队代表宣传纪念大会1949.10 于卧佛寺”等字样。据查阅相关资料，此次大会是为庆祝人民政协开幕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2师政治部宣传队纪念大会。 这些照片既反映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2师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的历史，也间接反映了1949年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入北平后，公安纵队警卫保障工作的历史。2018年12月28日，张廷桢之子张克难先生将该文物捐赠给香山革命纪念馆筹备办。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认为是用来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机会。从8月14日开始至9月16日，毛泽东先后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四评白皮书——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五评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六评白皮书——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针对这一白皮书的评论。这些社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指出白皮书“是一部颠倒黑白的‘杰作’”，“是美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号召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社论还论证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些社论发表后，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讨论，掀起了谴责美国白皮书的热潮。

1993年，海淀区党史研究室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组织撰写《中共中央在香山》一书的过程中，海淀区党史研究室主任蔡景惠同志为了了解刘少奇同志的具体情况，找到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同志，请她回忆在香山期间刘少奇同志的主要经历，王光美同志根据自己的部分日记，仔细回忆了刘少奇在建国前夕的重要活动，写成了《从香山到中南海》的回忆文章，同时罗列出刘少奇同志的大事记，在回忆录中，王光美从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中央到香山开始，回忆刘少奇同志的主要工作内容和重要活动。同时，蔡景惠为了恢复香山五大书记故居建设，特意请王光美同志回忆在香山来青轩居住时室内的陈设、布局情况，王光美亲自用铅笔绘制了当时的家居陈设情况图，为恢复故居原貌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当听说人民解放军要渡江解放全中国时，沿江一带的老百姓都兴奋不已，积极支援前线，尤其是渔民。他们主动将自家的渔船贡献出来并亲自担任船工，还积极为解放军介绍长江行船的经验和方法，主动教指战员练习游泳、划船等技能。陈毅元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那么，渡江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船桨摇出来的。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是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而写。这篇文章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1944年3月，中国全民族抗战进入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延安的毛泽东赞赏此文说，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年11月，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再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在近代史上被称为“甲申对”。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必须要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开展城市工作迫切需要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质。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中共中央重新编审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由毛泽东审批送交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这套“干部必读”共计12种，它们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这辆1942年美国道奇公司生产的军用吉普车，是1949年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出发，进驻北平时乘坐的同型吉普车。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出发。当时在西柏坡村边，一支由11辆中小吉普和10辆卡车组成的庞大车队整装待发，毛泽东被安排坐在第二辆吉普车上。从西柏坡到北平，道路坎坷，车轮过处，尘土飞扬。但毛主席全然没有觉察到这些，因为他心中充满了对建立新中国的渴望。正是乘坐着这辆吉普车，开启了毛主席进京“赶考”之路。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开幕，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为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亦称“八一”军徽。由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正式诞生了。

此书为1949年9月，解放社编华北新华书店印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书中收录了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在中国革命浪潮空前高涨的形势下，为准备夺取全国胜利，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分析和总结全国形势，毛泽东的报告就是对当时形势的一种分析和判断。报告在分析新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需要解决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政策问题。报告正确分析和总结了二年来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具有纲领性质的文件，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具有指导意义。

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广东合浦曲樟（今属广西）客家人，民主革命家、北伐将领，曾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行政院院长等。1948年1月陈铭枢在香港与李济深等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团结各派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6月陈铭枢到达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建国后，陈铭枢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