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园的建造，虽说最初的追求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但在营建过程中，不断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呈现出多元文化绽放的园林生态。
三山五园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集中展示。清代建造三山五园之后，帝王们的大多数生活就从皇宫迁移到了园林，许多重大政治决策也是在这里，而且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在这里发生的。因此，三山五园也就成为与紫禁城并列的一个政治中枢。说一部三山五园史就是半部大清史，不是没有道理。如畅春园的九经三事殿，又被称为畅春园正殿，许多重要的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重大节日，在这里举行盛宴，款待诸王、大臣，以及外藩部落首领等。清代皇太后上徽号之仪，绝大多数都是在紫禁城内的慈宁宫举行，但是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适逢皇太后八十大寿，上徽号的仪式就移到畅春园的九经三事殿举行。清圣祖曾经在这里接见过外国使节。自清世宗建造圆明园之后，清朝帝王们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少则几天、十几天，多则数月。帝王要长期住在皇家园林中，又要处理军政事务。于是，把皇城里面的办事机构也都搬迁到皇家园林来，故圆明园被誉为紫禁城的外朝。
三山五园是中国传统礼制文化的集中展示。康熙帝建造畅春园，虽说是为了消除因为疲劳而造成的积疾，为了奉养皇太后，以尽享天伦之乐，但也孕育了一定的文化内涵。“畅春”之名，不仅仅是突出“春”的主题，而是要畅天下万民、万类自然之气。如圆明园的“万方安和”和“勤政亲贤”，都是类似文化内涵的表达。对于静宜园，清高宗在《御制静宜园记》中曾称：“盖山水之乐不能忘于怀，而左右侍御者之挥雨汗而冒风尘，亦可厪也。于是乎就皇祖之行宫，式葺式营，肯堂肯构，朴俭是崇，志则先也；动静有养，体智仁也。名曰‘静宜’，本周子之意，或有合于先天也。”清高宗把园林建设与儒家的经典学说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十分鲜明的政治倾向。
三山五园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静明园中的廓然大公殿就表现出一种民族融合的气势。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巩固统治，必须利用汉族大臣治理国家，故而在民族关系上就要摆出“廓然大公”的姿态。清世宗曾言：“朕以凉德缵承统绪，勤求治理，勉效祖考。虽未能跂及万一，然十载之秉公矢诚，朗如天日。满、汉、蒙古，并无歧视，此心久为臣民所共晓。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若昧于君臣之义，不体列圣抚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犹泥满汉之形迹，于文艺纪载间删改‘夷’‘虏’诸字，以避忌讳，将以此为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犯大不敬之罪矣。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清世宗实录》卷一三零）这里的“廓然大公”，是对中国秦汉以来民族融合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三山五园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集中展示。静明园十六景中的“溪田课耕”，就很明显。因水之利，以兴农业，在北方地区较为少见，而玉泉山下的丰富水资源，却为此提供了便利条件。于是，清朝政府在静明园招来佃农，耕垦水稻，遂成为静明园中的一大景观，也由此显示出清朝帝王重视农业生产的国策。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中还有清高宗书《周书·无逸篇》和绘制的《豳风图》，表现出帝王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静明园的龙王庙，在北京地区十分著名。清朝诸位帝王岁时亲自到此拈香礼拜，以求风调雨顺。乾隆九年（1744年），清高宗降圣旨，“封京都玉泉山龙王之神为惠济慈佑龙神”。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高宗又命将这座龙王庙改易绿琉璃瓦，以示尊崇。嘉庆六年（1801年），清仁宗因为到此祈雨，十分灵验，故而对这处龙王庙更加尊崇。
三山五园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集中展示。作为皇家园林中的杰出代表，清代在三山五园内布设了大量蕴含着浓郁宗教文化氛围的建筑与景点，其中既有佛教的寺院，也有道教的坛阁，还有大量民众信仰的寺庙，生动反映了清代帝室独特的宗教文化交流。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山五园中，宗教建筑几乎占到整个园林建筑的三分之一，其中尤以佛教建筑的数量为多。三山五园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佛教建筑，当为乾隆时期建造的清漪园（后称颐和园）万寿山寺庙群。雍正帝自号“圆明居士”，始于雍亲王花园的圆明园中就建有多处佛殿，乾隆以后又逐渐增加，除慈云普护、月地云居、舍卫城，以及法慧寺、宝相寺、延寿寺、正觉寺等佛教寺院之外，还在九州清晏、奉三无私、含经堂等起居处多设佛堂。
圆明园内规格最高、体量最大的寺庙为安佑宫，为圆明园内的“皇帝家庙”，以皇家特有的虔诚方式表达个人孝思，同时又寓“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于其中。圆明园舍卫城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结晶，同时也是国内各地佛教文化交流的见证。畅春园中的佛教寺院，主要有恩佑寺、恩慕寺、永宁寺；静宜园中的佛教寺院，有香山寺、洪光寺、昭庙、上方普觉寺（卧佛寺）、碧云寺等；静明园中的佛教寺院，以玉泉山为中心，有香岩寺、妙高寺、华藏寺、圣缘寺、清凉禅窟等。这些建筑，体现了清代民族文化的融合。